我国生猪育种现状与发展方向

2009 年，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希望初步形成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改变 “引进 - 退化 - 再引进 - 再退化” 的局面，扭转中国优良种猪长期依赖国外的格局。

现状如何呢？

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兼秘书、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丁向东领衔在 2020 年第 6 期《中国畜牧杂志》撰文称，从 2010 年起，中国建立了 98 家核心育种场。此外，截止 2019 年 12 月，国家种猪数据库已累计存储了超过 900 万头猪的种猪登记记录，其中有超过 460 万头猪的生长性能测定记录，超过 138 万头母猪的 218 万条繁殖性能记录，为国内种猪育种提供了数据保障。

不过，照搬国外联合育种的作法并不成功。全国范围的核心场间遗传联系还很薄弱，不足以开展全国性的联合遗传评估，只能开展区域性联合遗传评估。

业内对于联合育种诟病多多。联合育种理念在王忻眼里就像吃火锅：你只有一只羊，我手里只有孜然调料，他手里只有碳和烤炉，分开咱仨都吃不爽，联合起来不就有烤全羊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联合育种的逻辑里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事实上，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

方向不一致，合作就没有基础。由于疫病问题和不同的场子品系不同，联合育种就无真正成功。

育种的主流技术就是 BLUP 这个数学模型。

育种方向问题。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建议，父系指数包括达 100 公斤体重日龄、100 公斤活体背膘厚，主要反映生长速度和瘦肉率，用于父系品种的选择，如杜洛克; 母系指数则增加总产仔数，注重繁殖，兼顾生长和瘦肉率，主要用于所有母系品种选择，如大白和长白。

饲料报酬、肉品质、健康、精液质量等性状近些年越来越多地被发达国家的育种企业考虑到育种目标性状中。

尽管 BLUP 数学模型是育种主流，但技术进步尤其是基因组技术的进步给育种带来了飞跃。

这便是以基因组选择为核心的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可以提高选择准确性和选择效率。在王立贤看来，原来 BLUP 是用系谱信息，用基因组信息的话其选择准确性可以提高 20%-60%，这是一种更高级的 BLUP 技术。

下一步期待是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介入，而基因编辑技术获得诺奖让这个期待更进一步。

2020年9 月，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李奎团队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等机构获得全球首例抗三种重大疫病猪，能够抵御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猪德尔塔冠状病毒等 3 种重大疫病，同时保持正常生产性能。

他们正是采用了基因组精准编辑技术删除介导病毒入侵的猪受体基因，让病毒无法进入猪体内，从而有效预防这些疾病。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尚未明确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育种中的监管政策，这带来一丝不确定性。

在王立贤看来，遗传改良利用的是加性效应，是可以累积的，可以实现量变到质变。

育种就像赶火车，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潜力。如果你一直坚持选种，那么随着火车会一直往前走；如果你不选了，那么你的种猪质量会变得落后。比如，母猪 10 年前可能一窝猪只能生 11~12 头仔猪，现在一窝可生 14~15 头甚至 16 头，也就是一窝猪就提高了三四头。一头三元猪落地大概是 300 元的价值，那么一头母猪一窝就能提高 1000 元产值。

值得注意的是，科研力量并非决定目前国内育种发展水平的要素，尤其是产业的配套还欠缺太多。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是在推动高校科研人员走向生产一线，这也是体制的一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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