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猪育种现状与发展方向

中国有数千年养猪史，如今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占世界生产和消费的一半。2020 年就已经进口种猪超过 2 万头。

4万元一头进口种猪

种猪会不会卡脖子？

为何要进口种猪？引种主要的考量之一是，洋种猪来源单一，加拿大系种猪占比例过大，这会让当地种猪退化。另一个考量则是受非洲猪瘟影响导致的仔猪不足。

“杜长大”，是国外不同种猪品种杂交后得到的商品猪。也就是，用长白猪和大白猪（又称大约克夏猪）杂交得到二元猪的母系单位，用杜洛克作为二元猪的父系单位，进一步杂交得到的商品猪即“杜长大”。

之所以引进国外原种猪是因其繁殖性能比较好，外国种猪则极大丰富了当地的遗传资源库，有利于当地建立完善的生猪良繁体系。

“杜长大”之所以长得好，缘于种猪遗传育种优势，这种猪体型大、生长周期短、饲料回报率高、瘦肉率高。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在农民日报的介绍，“杜长大”节省饲料粮食（土猪吃 4 斤饲料长 1 斤肉，而现代 “杜长大” 商品猪吃 2.8 斤饲料长 1 斤肉），生长速度快（土猪一般 8 个月能长到 75 公斤，“杜长大”商品猪 6 个月就能长到 120 公斤），瘦肉产量高（土猪瘦肉产量比例一般在 40% 左右，而杜长大商品猪瘦肉产量比例可达 60% 以上），以及体型大等优势。

种猪国产化问题，但引进种猪并非如芯片般卡脖子的问题。

究其原因，其一，中国种猪规模在 4000 万头，而每年引种不过 2 万，这么小的比例足以说明，中国不完全依赖引种。

其二，鉴于当地市场疲弱，国外种猪市场更加看重中国市场的发展，他们有很强的动力把种猪卖给中国。

引种是扩大当地或本国种猪遗传背景的便捷手段，若是闭关锁国自己繁育，则严重限制了种猪资源库，因为只有遗传变异大，才能有更多选育的空间，才能进入 “引种 - 选育 - 再引进 - 再提高” 的正向循环。即使是种猪发达国家如丹麦和法国，也在不断交流种质资源，他们会共用公猪站。

历史欠账

营养、生物安全和育种技术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很容易 “拿来主义” 的。

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生物安全，也就是克服非洲猪瘟等疫病的影响。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其反映出的最主要问题即过度依赖疫苗，而不重视生物安全。要知道，疫苗只是疫情防治的手段之一，无法根治。新发疫情无疫苗可用之际，尤其需要通过建立多道屏障来进行隔离预防，发病则主要依靠扑杀深埋。

如果生物安全问题不能根治，育种技术发展再好，其效力也无法完全发挥出来，甚至育种的效益可能会掩盖掉生物安全问题，从而留下隐患，“就算最好的种猪卖给国内，就现在的疾病环境，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他认为，育种技术在目前还是个奢侈品，你前面的问题没解决，那就不要想着后面的问题能解决掉。

中国在兽医防疫上应该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进化管控上，而不是打疫苗。

育种则需要时间，育种企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时间。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是饲料，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只有养猪产业发展成熟，才能带来种猪繁育的兴盛，“一个只养几百头猪的企业来做育种，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养猪产业工业化、集约化之后，育种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方能显现。在此之前，养猪企业大都在跑马圈地，力图把规模、产能做上去。

本质上看，国内猪的育种业发展不足并非国家不重视，而是市场规律发展使然。

育种技术也需要提升。国际主流的育种策略 BLUP 在 2000 年前后才在国内推开，而此前的留种和选种则是伯乐式的相马相牛育种策略，主要看体型外貌，而不重视种猪主要性状的性能和遗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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