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篇
对我国新时代畜牧业现代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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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20】3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各类动物性食品的自给率，界定了动物性食品供给的“国家安全”地位，其“供给安全”也就归属为公共安全范畴。在产业链区域性监管过程中，要兼顾各类公共安全，避免忽视“供给安全”。因此，应当建立如ASF之类重大疫情的公共安全应急管控机制，并明确规定：在保证食品安全、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科学管控的情况下，允许合格畜产品一定区域范围内流通或就近收储，以此规避因无法合理合规流通而造成的生产锐减或中断、供给严重短缺等重大风险。 4.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体系。田间到餐桌，关联社会需求、养殖环境、畜种结构、养殖规模等决策性环节，关联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运行性环节，需要在畜产品安全保证、技术支撑、信息收集运用、法制保障等方面构建政府决策、行业联动互助、企业生产经营、社会服务与监督等完善的社会组织和运行机制。过往和现有的很多民间社会组织，如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牵头的协会，常常因为社会责任不明确、利益分配得不到充分保证、监管约束乏力等原因，很难履行上传下达、指导带动、互助共进等职责，需要重新构建。根据我国国情，应当建立起“官方机构—半官方机构—企业主导的行业协会—一线互助组织”之类的社会组织体系，尤其是要加强承上启下的半官方机构建设，明确界定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职责、效益分配制度、联动机制、问责制度等，真正做到信息上下畅通、产业链联动互动、效益共荣共享等。 5.锻造现代畜牧业的“中国芯”。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由政府牵头挂帅，集中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全力推动符合现代养殖和动物性食品要求的“中国系”优良畜禽品种的选育工作，力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突破1～2个品种，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逐步锻造我国畜牧业的核心竞争力。《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的执行，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6.完善法制建设。紧紧围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产业链等各个环节，包括动物福利，加快法律法规制度完善，丰富执法手段，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业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确保行业健康、高效、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的基本底色是农耕文明，我国农牧业的发展与进步一直与中华文明不断丰富相伴而行，其现代化也从中摄取了智慧源泉和创新动能，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未来的现代化畜牧业应当也必然有中国创造，即“中国模式”的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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