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篇

对我国新时代畜牧业现代化的思考

日期：09-02 作者：何明均- 小 + 大

6.国家博弈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复兴、西方现代文明衰落等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不遗余力地阻碍我国发展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也对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带来冲击。这些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贸易保护、科技壁垒，乃至破坏等激烈方式阻碍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当下畜牧生产原料上涨、养殖成本飙升就是例证。

二、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必须立足自身，坚持“融合性发展、集约化生产、市场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的发展思路。
1.融合性发展。农牧业要健康持续、健康发展，归根到底要实现良性的“三物循环”，脱离良性的微生物环境和健康的种植业发展，现代畜牧业也无良性发展的根基，生态循环的种养结合等绿色生态模式才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必须融合各种关联要素。2005年，国家正式出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为产业的融合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促进了行业近些年来的高效发展，应当进一步深化和优化，推动行业又好又快地走向融合性、生态化发展道路。
2.集约化生产。受畜用资源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只能走“环境绿色友好、资源利用高效”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必须走有条件（约束条件）的集中（规模化）发展路子。这就要求按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和环境保护要求合理布局畜种结构和养殖规模，杜绝盲目发展。
3.市场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集约化生产经营，企业是主导。行业的高效、健康运行，必须借鉴和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坚持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引导行业发展，特别是要用现代食品观引领动物性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发展方向，以此规避行业的市场风险。
三、现代畜牧业“中国模式”的初步构思
遵照现代畜牧业布局区域化、养殖集约化、品种优良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等核心要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现代畜牧业“中国模式”的基本框架做如下初步构思。
1.食品导向优化畜种结构和养殖模式。政府或行业主导建立健全动物性食品消费大数据，密切追踪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变“养什么吃什么”为“吃什么养什么”，健全大宗畜产品预警机制，设立如猪、鸡等容易产能过剩畜种的养殖规模红线，不断优化我国的畜种结构，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畜种结构模式。就当下人们膳食结构变化的基本态势而言，我国畜种结构应从“猪主导”向“猪牛主导”转变。
安全和营养是食品的关键要素，风味是人们对食品的更高要求，或者说是我国人民对食品的独特要求，由此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三要素”。目前所使用的外来品种和现代养殖技术能充分保证动物性食品的安全和营养，但很难保证其风味。而我国特有的畜禽地方品种和诸如放养等传统养殖技术恰恰能弥补现代化养殖的不足，应当加以重视和引导。我们应当在畜禽品种、饲养技术、养殖方式等方面探索和逐步形成符合我国食品观的养殖模式和技术标准。
2.做实约束条件，坚守绿色发展。无论是代表当今世界先进畜牧业的“澳新模式”的草地畜牧业（以下简称草），还是“欧美模式”的工厂化畜牧业（以下简称工），可用土（草）地、环境保护、技术、资本都是现代畜牧业必须全面做实的约束条件。
可用土（草）地是前置约束条件，环境保护是持续发展的核心约束条件。因此，我国畜牧业发展必须坚持“宜草则草，宜工则工”的原则不动摇，坚定杜绝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短视行为。根据我国可用土（草）地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形成“南猪北牛”的良性发展局面，各地也应当按此原则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资本和技术虽然相对容易导入，但资本只有和技术高度融合才能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才能避免资本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其二者不可分割，当建立健全如养殖规模与关键专业人才比之类的约束机制。
3.实行产业链区域性监管，确保公共安全。畜牧产业链的生产、加工、流通、中介等各个环节都关系到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等公共安全问题，需健全安全防范制度和监管机制。产业链的这些环节中，流通环节监管难度最大，也是目前问题最多的环节（ASF流行期间尤为突出），其根源就在于其流动性，因此要控制或杜绝其安全隐患，就必须控制各环节的流通量和流通距离，特别是活畜禽的流通，产业链布局区域化和实行区域性监管自治势在必行。畜牧产业链的区域划分应根据同一畜种的养殖规模和地域范围划分，可以突破现有行政区域范围建立联动机制，以满足监管区域内产业链良性闭环运行条件即可行。中南六省、西南六省先后建立的ASF联防机制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应当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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