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12年的生猪育种事业,李铁明坦言:“生猪育种为什么难做?因为生猪育种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可能5-10年都没法盈利;而且风险大,期间如遇到诸如非洲猪瘟的疫病问题,育种工作可能面临中断风险。这就意味着前期育种工作归于零,一切得重头开始。企业做生猪育种这个事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不然坚持不下来。” 近5年,佳和农牧持续开展信息数字化育种攻关。生猪品种中,丹系种猪繁殖性能好、生长快、产肉多、肉质好。李铁明介绍,今年内,公司丹系纯种母猪群将达到10万头,年供种能力达到100万头,可支撑6000万头的优质瘦肉型商品猪生产,育种规模跻身全球前三位。 生猪育种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的工作,国内长期深耕生猪育种事业的养猪企业并不多。 数据显示,在养殖过程中,由于种猪基因是猪场养殖效益的核心,该项指标在决定猪场养殖效益的核心因素中占比高达40%,远远超过营养饲料、饲养管理等指标,故而种猪培育技术能力是生猪养殖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据陈瑶生透露,这些年来,国内的生猪育种虽然进步很快,但规范的系统选育历史积淀不足,比国外晚了近50年,核心育种群的产仔数、饲料转化率等关键性状与发达国家还有10%-30%的差距。 此外,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也表示,畜禽种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走访的猪种场发现,国内生猪育种企业仍存在“小而散”的现状。全国大大小小的生猪育种企业上千家,仅湖南这一中部生猪大省从事生猪育种的企业就超过100家,但各家育种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良莠不齐,无论从人才还是技术上都无法支撑生猪育种市场在规模和技术上实现突破。 7月中旬,多年从事生猪育种的企业主张飞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整个生猪育种市场,至今没有一个生猪育种龙头企业,看似每个养猪企业都在做育种,但规模都不大。国内生猪育种市场仍处于‘小而散’的发展阶段,无法形成规模优势。跟国外的育种公司相比,国内育种企业没有竞争优势,无法做大做强,这就导致像‘区域联合育种’等运作方式效果不佳。” 张飞透露,国内很多生猪养殖企业还只是“盯着眼前利益”,更多扮演的是种猪“二道贩子”的角色——直接从国外引进美系、法系、丹系种猪,扩繁后再将生产的种猪销往市场,“这种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国外优秀种猪基因、育种数据都无法保留下来,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其见告诉记者:“未来,国家应该重点扶持做大一批生猪育种龙头企业,像水稻育种行业一样形成隆平高科这类龙头企业,这才能真正改变生猪育种行业‘小而散’的现状。” 如何破解难题 如何破解生猪育种的“小而散”的困局,打赢生猪育种的翻身仗? “‘有种者得天下’,生猪的种源越好,性能越优异,养猪成本就越低,养猪企业在行业就能站得越稳。”李铁明说,生猪育种要实现突破,关键是要建立分享机制,能让企业和区域联合育种平台一同共享先进育种技术。 陈瑶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生猪育种效率的提升,让引进种猪进入“引种-适应-改良-提高”的良性循环,“做到少引种甚至不引种”。 “通过区域化联合育种平台,加快提升国内生猪育种水平,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工作。”万其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第一,加强政府引导,推动区域化联合育种平台发展。比如搭建种猪基因库、数据库平台,鼓励生猪育种企业加入这类育种数据平台,分享育种数据,为选育优秀基因打基础。第二,政策层面加大对生猪育种项目投入。生猪育种行业要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和资源应更多向生猪种业倾斜,尤其加大对生猪育种龙头的培育和支持力度。第三,提高生猪育种行业门槛。不鼓励所有养猪企业都来育种,应该制定行业标准和技术门槛,规范生猪育种行业发展,切忌一哄而上都来做生猪育种。 国家也在积极部署相关措施。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新一轮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当中,育种主攻方向已被锁定。4月28日,时建忠从三个方面作了介绍,一是要构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国家核心种公猪站+国家生猪战略种源基地”三位一体的育种新格局,支持发展区域性联合育种,推动育种体系的全面升级;二是要建立高效的智能化种猪性能测定体系,加快全基因组选择等育种新技术的应用。三是要大力推进地方猪的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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