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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苗及检测方法研究进展摘译

日期:07-20 作者:佚名- 小 + 大

  非洲猪瘟病毒磷蛋白P30的抗原区

  Ping Wu, Andre D. Lowe, Yelitza Y. Rodríguez, Maria V. Murgia, Kimberly A. Dodd, Raymond R. Rowland, Wei JiaDOI:10.1111/tbed.13533

  2021年5月,期刊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发表题为《Antigenic regions of Africanswine fever virus phosphoprotein P30》的文章。

  文章称,非洲猪瘟(ASF)是猪最复杂、最致命的出血性病毒病之一,影响猪的所有品种和年龄。在缺乏非洲猪瘟疫苗的情况下,可靠的实验室诊断和适度的生物安全措施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在未接种疫苗的猪体内检测ASF特异性抗体是诊断ASF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免疫过氧化物酶试验(IPT)可用于ASF病毒(ASFV)抗体检测,然而,由于实验步骤的复杂性,IPT仅适用于作为确证试验。以ASFV P30蛋白为基础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被广泛用于ASFV抗体筛选,但其敏感性不能与IPT相媲美。

  进一步了解ASFV P30的抗原特性,对改进以P30为基础的血清学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共开发了21株抗ASFV P30的单克隆抗体。在21株单克隆抗体中,确定了14株单克隆抗体至少包含4个线性表位的抗原区域,这14株单克隆抗体中有9株在间接免疫荧光抗体实验(IFA)、ELISA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blot)等血清学方法中可与P30发生反应,并且研究人员发现,抗原区3和4在宿主抗体应答中高度保守且具有免疫优势。这些单克隆抗体和P30抗原区3和4的确定为ASF血清学分析的发展和改进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论非洲猪瘟疫苗的开发现状和发展趋势

  Teshale Teklue, Yuan Sun, Muhammad Abid, Yuzi Luo, Hua-Ji QiuDOI:10.1111/tbed.13364

  2021年2月,期刊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发表题为《Current status and evolvingapproaches to African swine fever vaccine development》的论文,综合叙述了非洲猪瘟疫苗的开发现状和发展趋势。

  非洲猪瘟(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的一种高度致命的出血性疾病。该疾病给非洲、欧洲和亚洲养猪业,特别是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章称,目前之所以没有适用的ASF疫苗,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病毒的复杂性,它编码与免疫逃避相关的各种蛋白质;此外,对ASFV免疫保护决定因素的不充分认识也阻碍了疫苗的开发设计。由于还有许多ASFV的免疫生物学特性还未被确定,因此,开发一种有效的ASF疫苗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近期对DNA和ASF减毒活疫苗的尝试已被报道具有良好的疗效,特别是减毒活疫苗已被证明具有完全的同源保护。裂谷热和蓝舌病等多种疾病的单环病毒疫苗也已经被开发出来,这些成功经验的推广将有助于单环ASF疫苗的开发。因此,研究人员预测,短期减毒活疫苗和长期单环疫苗将成为ASF疫苗的发展趋势。

  非洲猪瘟病毒传播给国内猪群的潜在途径

  Ann Sofie Olesen, Graham J. Belsham, Thomas Bruun Rasmussen, Louise Lohse, René B?dker, Tariq Halasa, Anette Boklund, Anette B?tnerDOI:10.1111/tbed.13538

  2021年4月,期刊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Diseases发表题为《Potential routes for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Africanswine fever virus into domestic pig herds》的论文,对非洲猪瘟病毒传入国内猪群的潜在途径进行了阐述。

  非洲猪瘟病毒(ASFV)自2007年传入格鲁吉亚以来,已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地区广泛传播。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确定传入国内猪群的确切途径,但大多数传入都归因于病毒的间接传播。在这篇综述中,研究人员分别论述了可能将病毒引入国内猪群的不同媒介,包括生猪肉、加工过的猪衍生产品、饲料、以被病毒污染的媒介和血液为食的无脊椎动物等。要想更加准确地对AFSV引入风险进行确认,需要开展实地研究和实验室研究,特别是通过被病毒污染的材料(如垫料和饲料)以及吸血昆虫等。

  从以上研究中获得的结论可用于不同传播途径的流行病学风险评估,这种评估可用于制定最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和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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