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

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不久又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

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

育新良种场仅靠卖鹌鹑饲料，就赚个盆满钵满。

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

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

1986年11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由于这句题词，后来，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1986年秋，刘永好在深圳出差，有一次闲逛，看到一个厂子外边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

他好奇地问一个司机，这些货车在拉什么。司机说：猪饲料。

刘永好大为兴奋，找了一辆挂四川牌的车，和司机攀上老乡，跟着货车混进了厂。

这座由国际饲料巨头正大集团设在深圳的工厂，与其说是一个饲料厂，不如说是一个印钞厂——正大生产的乳猪饲料，由于催肥效果远高于市面上其他饲料，被市场疯抢。外面那些拉饲料的货车，要排队三五天才能拿到货。

刘永好意识到，一个比做鹌鹑饲料更好的机会摆在自己四兄弟面前。他暗暗把正大饲料用的生产原料记下来，并把厂房和机器画下来，准备回去仿造。

用今天的标准看，刘永好等于充当了一把“商业间谍”。但当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概念。他回到新津，把自己所见和哥哥们一讲，三个哥哥没有任何犹豫，一致同意上猪饲料。

于是，刘永言和刘永好负责研发机器，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研究饲料配方。一年时间过去，机器全部装配妥当，“希望一号”乳猪饲料也被研发出来，经测验，效果不亚于正大饲料。

“刘氏印钞机”，开始轰隆轰隆响起。

刘永好的营销天才，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这两句标语刷遍了四川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并承包了四川电视台大部分的广告时间，以至于四川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猪台”。

除此外，刘永好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推销员队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个养猪户。这些推销员不仅做宣传推广，还充当技术员，帮助养猪户解决饲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甚至还举办养猪讲座，传授养猪的专业知识。

当时的农民还没怎么经过广告轰炸，这些别开生面的宣传效果奇佳，希望饲料很快火遍整个四川。

对于正大而言，四川的猪饲料市场本来是它一家独大，现在希望饲料厂进来分一杯羹，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一场国际巨头对中国地方小厂的绞杀战开始了。

正大一方面在广告上和希望对攻，另一方面开启了猛烈的价格战：每吨饲料的价格直降20元。

为了保住市场，希望不得不跟着降价，而且降得比正大更猛：每吨比正大还要再便宜20元。

正大一看，立马再降20元，而希望也再跟着下调，保持比正大便宜20元的格局。

最后，正大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疯狂地降了100块。刘氏兄弟一算账，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得起，干脆直接降140块。

这一轮降价之后，大家都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当时正值春节，四兄弟下达完降价命令后，直接飞到国外去度假，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其他就是安天命。

等回来后，正大找上门来要求谈判，刘氏兄弟也见好就收，双方体面地结束了价格战。而此时，希望饲料已经从1989年的产销5000吨增长到了1991年的10万吨，成为四川市场的饲料之王。

希望饲料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一股暗潮正在中华大地奔涌。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激荡，舆论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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