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

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是刘永好、也是刘家在那个年代最后的高光记忆。

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又不久，郑康致也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牌子，进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段时间，一个“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记忆。

从1971年起，刘家的命运，开始走上坡路。

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

家里不仅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余钱买苏联进口的卓尔基照相机！

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刘大墉找了统战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

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时，剩下的两个兄弟，也都绽放了光芒。

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

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

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后来也通过电大拿了大学文凭），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征途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

1979年，65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此时的他和四个儿子都不会想到，“希望”二字，日后会相伴他们一生。

总体而言，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政治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刘永行的小家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

快过年了，4岁的儿子刘相宇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妈妈，我想吃肉。

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

但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刘永行还是心软了。他跑到市场上，用一块多钱买了一只鹅抱回家。

由于天色还早，见儿子对鹅爱不释手，刘永行便把鹅绑好，绳子交给儿子，让他牵着玩。

等刘永行再出来看时，鹅已经不见踪影。夫妻俩找遍整个县城，都没能找到。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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