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

1939年，陪都重庆，一对年轻人相爱了。

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

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原本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璧山公立中学读书。

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

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被迫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

在这所学校，刘大墉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正是在运动中，他认识了来自新津县大户人家的郑康致，并很快相恋，结婚。

彼时的重庆，政治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单向联系。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

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

到1951年，这对革命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

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高凳上掉下，把腿摔断了。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

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先是改名陈顺民，上小学时改名陈育新，日后就以此名行于世间。

1955年，政府对公职人员全面实行了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少数家庭。

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

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好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

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

当灾难终于过去，一家人才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十年浩劫”又来了。

运动初期，动乱的破坏力尚未显现，老四刘永好还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串联，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劭，缩水得不成样子。

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

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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