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运禁令之外,2018年10月31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要求,对生猪运输车辆采取备案等管理措施。11月14日,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加强生猪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三部门在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公路收费站和超限检测站等依法设立的各类检查站实施检查,查验动物检疫证明、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和生猪临床健康、运输车辆清洗消毒等情况,核对生猪启运地、目的地及运输路线,“发现违法违规运输生猪等情形的,必须严肃处理”。 然而,这些严格生猪调运监管的措施,也很难起到阻止病毒扩散的作用。从公开报道的疫区生猪违法异地调运的查处案例中,可以看出其有着巨大的利益激励。广西玉林市农业农村局通报,截止6月14日,该市全州县成功拦截非法调运生猪的21辆货车,查获非法调运生猪3100余头,总价值300多万元。经查这些车辆有的开有伪造的动物检疫A证(用于跨省调运)和B证(用于省内调运),查扣的生猪系从玉林、贵港、贺州、平乐、灌阳等地经泉南高速,准备运往湖南、江西、安徽等外省销售。 铤而走险是因为利润太高。河南新乡辉县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因广西地区疫情较重,当地有猪贩子曾去两广那边收猪拉回河南卖,一头猪200-500元,相当于一两元钱一斤,而河南目前生猪的市场价在七八元一斤,因此“南猪北调”利润巨大。他介绍,一车大概能收150头猪,就按每头猪150斤,每斤差价按4元钱算,去掉2万多元运费,一车起码能赚7万元。“我见过一个老板,一天可以收4车。” 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家种猪场经理也告诉记者,猪场开始发病时想着“能卖一头是一头”,他熟悉的有些猪贩子今年4月份在玉林陆川县、博白收瘟母猪,“一块五一斤,拉去屠宰场,有个猪贩在陆川拉了20天。” 猪贩子一般租用车辆拉猪,这些到处跑的贩猪车成为了病毒扩散的完美载体。上述猪场经理认为,现在大猪车“95%以上都是带病毒的”。他一个梧州的朋友,卖仔猪给新希望公司时请了大猪车来调运,之后半个月不到猪场就出了大问题,“全完了”。他现在甚至买饲料时都只敢从柳州粮库买杂种玉米,因为“有很多从南方贩猪去北方的猪车,又从北方拉玉米到南方来”。 “调运禁令养肥了检疫员和猪贩子,却没能挡住非洲猪瘟。”他说。 祸起屠宰场 在产地检疫和流通环节没有封堵住的病猪,最后都会流入屠宰场。生猪定点屠宰是2008年《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修订后一直坚持的制度,即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外,所有生猪必须统一运到定点屠宰场(厂)进行宰杀。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对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然而,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定点屠宰制度旨在屠宰环节集中监管、保障食品卫生安全,但车辆、人员和猪只往来频繁,则又可能让定点屠宰场成为动物疫情绝佳的病毒集散地。 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何世成、王昌建等人近期发表在《中国动物检疫》2019年第6期的“湖南省部分屠宰场非洲猪瘟监测”一文提到,2018年10月,在湖南省86个屠宰场采集样品895份,使用荧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1个屠宰场的43份样品呈阳性,场阳性率为12.8%,样品阳性率为4.8%。调查分析表明,非洲猪瘟病毒阳性的屠宰场与是否屠宰过来自疫点的生猪及场内环境、工具、车辆的消毒情况相关。 文章指出,病毒一旦随生猪进入屠宰场,就会潜入屠宰间、放血槽、排水沟、脱毛池等区域,继而污染整个屠宰环节。屠宰场与养殖场之间存在运输人员、车辆、工具等的频繁接触,病毒汇集、扩散风险巨大,如果不经过严格消毒,就会使病毒进一步扩散。 一位兽医专家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基层检疫工作量大、难以操作,且水平有限,定点屠宰虽然便于监管,能够防止病死猪被非法屠宰,但是也会导致病毒在屠宰场集散,一旦检查不到位,就会出现病原流入,“哪里有屠宰场,哪里发病就多”。 祸起屠宰场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广西柳州。柳东机械化屠宰厂位于柳州市柳江区南环路,因为距离农贸市场较近,所以柳江区的养殖户多会选择把猪送到这里宰杀。据当地养殖户反映,柳东屠宰厂同时也是当地的生猪交易场所。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7点,屠宰厂开门接收生猪,养殖户填完表把猪送进屠宰厂后,第二天再拿凭证去收款;猪肉店老板会到屠宰厂买猪,被买下的猪直接送去屠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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