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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防疫处位于甘、青、宁交界，那里的牧区当时正遭受着牛瘟肆虐、十栏九空的灭顶之灾，难以计数的瘟牛抛尸荒野，极度惊恐的农牧民束手无策，所剩无几的牛羊四处逃散，有钱的农牧主也只能请来喇嘛诵经驱瘟，祈求佛祖庇佑。
彭匡时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近两千年啊！每遇牛瘟大流行，全国死牛数十万乃至百万，田园荒芜、粮谷锐减，经济损失无法估计。眼睁睁看着牛瘟三五年就暴发一次，每次暴发都会给农牧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全世界却拿不出有效的防控办法。
尽管战乱频频，颠沛流离，兰州、贵阳、西宁……他和同事不得不一次次搬家、转移，但是在途中，在乡村，在简易的帐篷板房内，他们都一直坚持对病死动物进行解剖、检验，对各种病原毒株进行鉴定、驯化致弱，千方百计找寻攻克牛瘟的方法。
1941年，彭匡时进入了当时畜牧兽医最高研究机构——农业部中央畜牧实验所。那时，谁都不知道到底哪种弱毒疫苗对牛瘟最有效，大家都在各自研究领域加紧研究和尝试。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将主攻方向定在了鸡胚化弱毒苗，实验所里的一些专家团队也在针对不同弱毒培育方向分头进行研究。在设备、人手本就紧缺的情况下，可供彭匡时所用的实验条件就更为有限。拿着几支试管、注射器、手动乳钵器和简易显微镜，他便一头扎进了一直看好的牛瘟兔化弱毒疫苗专项试验研究。
深入疫区查看疫情，在实验室筛选致弱种毒、制造相应弱毒疫苗……彭匡时把人生最好的青春岁月，投入到与瘟疫、病毒战斗的最前沿。作为具体执行人之一，他最早、全程参与并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量浩繁的试验研究。同时，他们的团队还对鸡胚化弱毒苗和其他牛瘟弱毒苗进行了试验、比较，得出了“牛瘟兔化毒在兔体的遗传性已趋稳定，可以成为征服牛瘟的首选种毒”的结论。
业内人士评价，这项科研成果，并不亚于牛痘疫苗和青蒿素的发现。
1946年10月28日，中国代表出席肯尼亚内罗毕牛瘟会议，报告了中国鸡胚化牛瘟弱毒苗及兔化牛瘟弱毒苗的研究试验结果。会议一致认为，有了这种预防效果好、生产成本又低的疫苗，消灭牛瘟很有实现的可能，应该立刻实行免疫。会上，埃及、冈比亚、印度等国纷纷索要种毒。中国由此迈出了助力世界范围消灭牛瘟的重要一步。
疫苗有了，但由于缺乏广泛而有效的组织推广实施，直到建国前新中国成立前，牛瘟仍然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严重威胁着农牧业生产安全。面对势如洪水的牛瘟，深感个人力量渺小的彭匡时只能扼腕兴叹。
打赢攻坚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牛瘟疫病的防治，迅速动员和组织全国兽医专家和广大兽医技术人员，向千年不绝的牛瘟发起总攻。
1950年，倍受鼓舞的彭匡时，率先在国内兽医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兔化牛瘟疫苗的制造与施用》。因成绩显著，他被调入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兽医处，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燃烧“不灭牛瘟誓不还”的热血激情。
1953年，在牛瘟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后，为彻底根除牛瘟，农业部在全国抽调了大批专业力量。这些“牛瘟终结者”们，奔赴我国青藏、川藏牛瘟疫源地，展开最后的围剿。
彭匡时作为领队人之一，带领基层畜牧兽医工作者辗转高原牧场，涉过雪山冰河，穿梭毡包牛栏，在缺乏冷链设施、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牛瘟兔化弱毒疫苗突破了利用藏绵羊或牦牛现场制苗、就地防疫的技术瓶颈，他们昼夜不舍地跟随牛群，逐片逐群逐头注射、观察、复查，付出了超乎想象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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