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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坐在美国总统宝座上大手一挥，签字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那一刻，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又走进了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美国的街头也一遍又一遍传来抗议者如潮的声浪。当这样一幅诡异的画面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身为世界老大的美国究竟怎么了？
事实上，世界并没有怎样，追根溯源，它只是按照自然的逻辑向前行进罢了。
探究一切社会的行为特点，首先应深入其文化本身。文化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体系，但其中驱动这一体系成型并运作的原动力，则是思想模式。思想的起始与早期生活的环境、地缘等等问题紧密相关，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究，而这里所要描绘的，是西方思维的“具象性”特点。这种特点的直接反应就是对某种“精神图腾”的崇拜。
与我们追求“道”的抽象本质不同，在西方社会，某种切实可行的信仰、思潮、或者意识形态一经确立，就会被整个社会团体广泛地当做人类“唯一的标准”，而所有信奉与之不同形态的团体，都必须主动向其妥协、进而发生改变，否则就永远都不符合“人类标准”。
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其基督教国家所征讨的对象是同一诞生地的伊斯兰教国家，两者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表达形式——神像。两教都将自己的神封为宇宙之宗，两地的人民都以维护自身所信仰的神明而甘心远赴战场。教会以及政治家，则恰恰利用了这普遍的“社会诉求”，号令大军开入耶路撒冷。
这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一个人是否正义，首先并非看他是否行善，而看他是否笃信上帝或真主。有人会说，这只是中世纪宗教信仰中独特的思维方式，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其实恰恰相反——退居二线的只是上帝，被奉为“精神图腾”的“至尊”，只是换了主角而已。
经过广泛的斗争和竞赛，最终被西方所确立的正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本身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所构成，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哲思中，都曾以不同措辞被提倡，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西方式的“普世价值”，却并非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或文化环境而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套十分具体的西方式“民主体系”。在西方人眼里，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的政治体制是否在其现有条件下最大化地为人民提倡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保障，只要不同于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政体，就都是“反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他们的社会在这个时代里的“上帝”，因为于他们而言，这套体系确实在这个阶段里为他们带去了繁荣，他们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善心，乐于将这一“繁荣”推广至整个世界。而其政治人物则恰到好处地利用这一“社会诉求”，通过一次次对外的“价值输送”，为自己谋利。
近些年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当属叙利亚战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无法为那个繁荣的国度带去真正的“民主”，战争留下的只是一场混乱。这场为了推广“民主”的战争同时唤醒了本世纪迄今为止最为猖狂的恐怖组织——ISIS。讽刺的是，小布什时代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同样是利用了其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崇拜心理。那场战争消灭了“独裁者”萨达姆，却为那片土地带来了长时间的混乱——这正为ISIS的成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讽刺的是，这场向外输送“西方民主体系”的战争，非但没有带去真正的自由与人权，反倒刺激了恐怖组织向“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随着恐怖分子混入叙利亚难民潮，接纳这些难民的“民主圣地”欧洲，也终于不能再独享太平了。
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看，都是一回事。本质上，无非是首先确立一种具体的标准，然后以此为其最高、或是最根本的精神图腾。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世纪时，“善恶与否”并非其价值观核心，“信上帝与否”才是其根本。同样的，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一个国家是否最大限度的使人民“自由、民主”并非其“普世价值”核心，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西方化的“民主制度”，才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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