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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没有说养殖场（户）一定要去核心育种场进种猪。”近日，在沈阳的一次畜牧行业展会上，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工作人员周志杰的一句话，表露了当前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处境。
今年3月，农业部取消了陕西省原种猪场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根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实施方案规定，目前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遴选任务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下一阶段工作将重点加强核心育种场监管，实现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提高核心育种场含金量，为联合育种搭建基础平台。
2015年，农业部新批准了一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山东华特希尔育种有限公司在列。针对此前核心场被取消资格的事件，荣昌育种公司销售副总经理付福建告诉记者，这只是个例，对于行业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荣誉感很强。而且，拥有国家认定资格对销售肯定有带动作用。”他表示，客户肯定对国家的认定感兴趣，公司在市场上推销种猪时，首先就可以说自己是国家核心育种场，然后再介绍产品。
核心场场间遗传关联度不大
品种是畜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生产的平均贡献率在40%以上。联合育种是加快动物群体遗传改良、提高育种效益的根本途径，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一个省、一个区域或全国）进行跨场的联合遗传评估，其目的是实现畜禽品种的跨场比较、选择和利用。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明确要求，每个核心育种场至少应与其他3个核心育种场保持持续的遗传交流。一是直接将他场优秀种猪引入本场育种群，二是将他场优秀种公猪精液引入本场育种群。
4月12日，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发布的2016年第一期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遗传评估报告，涉及对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含陕西省原种猪场）的杜洛克、长白猪和大白种猪的场间关联率的测算，以评价各种猪场的遗传联系程度。根据报告公布的猪场关联率情况，记者统计，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杜洛克、长白、大白三个品种的场间关联率显示为0的猪场分别有29家、25家和20家。关联率为0，意味着该育种场与其他育种场在遗传交流上没有联系。
良好的关联性在联合育种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场间联合评估的关键。“关联”是遗传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联度影响各场个体或各同期组的估计育种值比较的准确性。研究指出，对于参加同一个遗传评估方案的育种者来说，进行优秀遗传资源的交换，维持良好的关联水平，可以使选择优秀种猪的遗传评估方案更有价值，获得更快的遗传进展。
据业内生猪育种援引较多的一项国外研究称，要进行场间的统一遗传评估，各场的平均联系率需要大于3%。但上述评估报告并未显示平均关联率，只在列表中列出了单个猪场的最大关联率。报告指出，由于各猪场之间的场间遗传关联不大，不适合进行联合遗传评估。
联合育种仍需从长计议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0多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目前还没有开展有效的联合育种工作。其症结在于这些育种场相互之间处于竞争状态，共同利益基础不明显，联合的意愿不强。
付福建对此感触较深，他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生猪育种公司太多，联合育种方向虽是正确的，但受限于市场和体制，猪场在遗传交流中会有所保留，仍旧各自为战，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目前中国种猪场太多，且各种猪场育种规划不一。”丹育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亨瑞克向记者表示，丹麦就是典型的全国联合育种，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可以进行区域性集中联合育种，也会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首先需要育种场有共同的育种目标。
纵观畜牧业发达国家的动物种业，发展初期以国家扶持为主，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国家更多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政策导向，具体运作由公司化的育种组织进行，产业进入良性循环之后，育种企业参与到育种体系之中，政府角色逐渐弱化。“政府的力量较大，但也需要专家的加入，育种是一个优中选优且不断持续的过程。”亨瑞克说，育种是费时费力费工夫的工作，需要很多猪场结合在一起，设定统一的育种目标，用同一套系统，共同完成。他补充，生猪遗传目标选育的标准要基于科学和实际情况来制定，而不能像中国很多猪场一样，只看体型，或人云亦云。“这样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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