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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中央政府在当年赤字率上予以更为积极的支持，否则不排除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与税收收入均大幅下降的区域出现流动性风险，进而对市场带来短期局部的冲击。
当然，如果国开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充当“第二财政”的作用应能缓释相应风险。此外，债务风险的凸显也会加速地方国企改革和推动PPP（公私合作）的步伐。
二是城投债去政府信用过程可能引发市场短期波动。
此次债务的最终甄别和区分意味着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部分将转移至企业部门，未来预计城投债会实现渐退式退出，去政府信用后的城投债终将走向分化。
部分被认定为政府债务或自身现金流稳定、后续有资产注入的城投债能够继续享受较低的风险溢价，而其余城投债或面临信用恶化、溢价上升的风险。
2014 年底以乌投等事件为代表的债市黑天鹅已经隐现，2015年仍值得警惕。
趋势四：CPI将回到“1”时代，通缩风险不容忽视
2014年，去产能通缩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形成的输入型通缩压力，使得PPI同比连续33个月为负，连续12个月环比负增长，且在年底降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是有记录以来最长的PPI同比为负。
传统上显著影响CPI的猪周期似乎也由于反腐、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正在消失。
2015年CPI的翘尾因素只有0.4%，预计CPI将回到“1”时代。影响 PPI的大宗商品在2015年的价格难言企稳。WTI原油价格已由2014年7月份100美元/桶逐步下跌至目前50美元/桶之下。
强美元周期以及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还带动CRB（22种经济敏感商品的期货价格指数）指数由2014年6月311点的高点直线下跌至当前低于240点的位置，输入型通缩压力不减。
就中国国内的去产能进程而言，供给收缩的迹象并不明显，钢铁、有色2015年新增产能仍然维持在高位，因此价格回升的动力不足。加上上游原燃料价格的走低，在需求疲弱的情况下，下游产成品价格有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毫无疑问，无论是1929年的大萧条还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央行均以防止陷入通缩为主要目标都表明，通缩比通胀对经济的影响力更大。
特别是在去杠杆的进程中，通缩将加大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降低利润增速，使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恶化。因此政策方面应当予以更为积极主动应对，
一是通过降息并配合以降准等数量型手段减缓企业存量债务负担，量价的协同配合才能切实引导利率下行，从2014年11 月的降息来看，仅仅降低利率基准没有量的跟进并不足以降低利率，在预期消化之后利率不降反升，收益率曲线一度出现倒挂。
二是通过减免税、加快税制结构调整 等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税负。
三是加快地方政府转型和硬化预算软约束，消除地方政府对产能周期的扰动。目前一些行业去产能之所以缓慢，有重化工业本身特质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就业压力、银行不良等方面的考虑干预市场的自发出清有关。
此外，CPI低位运行为加快价格改革、矫正前期要素价格扭曲提供了时间窗口，也会对缓解通缩有所帮助。自2014年11月，价格改革已经明显提速，先后放开铁路散货快运、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控股新建铁路的货物运价、短途航线旅客票价等。
趋势五：国企改革等关键改革将深入推进
如果说2014年是改革的开局之年，那么2015年将会是国企等多项改革方案的落地之年，代表国企改革顶层制度设计的具体方案预期将出台。顶层设计的明朗将加快各地国资改革的步伐。
可以预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中必然需要证券化率水平的提升，资产注入、重组、整体上市将会成为2015年证券市场的关键词。PPP模式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和基建领域。
2014年11月财政部公布了30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示范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涉及供水、供暖、污水处理、环境综合整治等多个领域。
截止目前为止已有7各省公布了PPP示范或试点项目，项目总金额达约8000亿元。使用者付费的PPP将促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升级和资产负债表的优化，打破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随着PPP的逐步启动，预计PPP相关的特许经营权法等法律软环境的配套也会跟进。
趋势六：移动互联网从商品层面向服务和生产层面渗透
相比于存量中传统过剩产能行业的低迷，移动互联网下催生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如火如荼，这正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显著代表之一。
移动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已经开始从标准化的商品阶段，例如淘宝天猫，向非标准化的服务渗透，如滴滴打车，下一步将向生产领域进军，也即更具个性化的定制生产，工业互联网。
从人类历史上两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看，在技术的开始阶段，生产率增长并不显著，但当技术进步导致商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架构发生变革之后，技术进步的双倍累积的外溢效应会凸显。
例如，电气时代开始时，生产率增长缓慢，随后增长加速，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期发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呈现相同的规律。
可以预见，中国目前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正在进入一个生产率加速度陡峭上升的过程。这一破坏性创新过程的最终形成，除了技术层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释放。
当前简政放权的快速推进、地方政府企业家色彩的淡化、各项要素市场改革都在形成有利于企业家人才涌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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