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种繁育
畜禽遗传改良的投资与收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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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产业链或产业角度建立的育种目标与从育种部门的投资者角度建立的目标存在一定分歧。前者认为最佳育种目标应该囊括更多的性状，更加平衡这些性状或者性状群。 后者认为所有的性状都很重要，但部分性状的重要性甚于其他，但这种重要性引发的变化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导致所有的选育是基于一些经济价值超越期望收益的组合。 决策多样化存在的实际优势表现为价格发现（着重性状）和选育方向都会无法明确，同时也意味着无法避免对表型的投资不足。 另外，基于客户的市场和产品环境，以及育种者自身拥有的遗传优点，他们能很好地定量自己的价格信号，因此价格信号和对选育记录及方向的优化投资在育种者间肯定会存在差异。 重视决策多样性的理念与先前研究者对保险证券价值的建议存在相似之处， 但这两者在应用时显然不同。 保险证券的最初构想具有不同的目的， 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这些目的如何建立不甚清楚。 然而在遗传改良这一技术主宰的世界， 需要在性状领域为实现表型多样性的最优化设计一系列培育品系， 并且采用遗传信息加以巩固， 使不同品系间和品系内的遗传多样性最大化。 在澳大利亚肉牛和绵羊育种产业中， 个体或小企业的记录和选育策略之间存在多样性。 从保险证券的理念出发任何育种维度的多样性以及对记录的投资都会少于预期。 目前澳大利亚正缓慢趋向于产业和政府联合投资于适合的记录以及育种者获取的有益记录。这种方法固有的内在挑战包括：是否一个产业的所有部门都应该被征税，抑或产业链的某一点可获得特许权，是否期望征税的成本能通过生产链加以扩散？ 采用选育指数理论和/或以观察到的趋势可以确定这种征税的份额是基于性状改变的利益进行传递；是否存在一种依据动物数量的理想化记录？针对遗传改良和对经济回报的最理想记录可能并不一致。根据基因组的准确性，额外的记录会导致回报下降， 任何投资将需要对此加以考虑；如何奖励表型的提供方？ 经济方面的举措可能比较复杂。 通过基因分型等服务来实现，需要开发有价值的数据，并且这两者都必须有效和公平。 在RDC模式下，不可能排除私人干预行为。 这就意味着最初呼吁的简单要求产业或政府资助所有表型记录的方法不可能实现。 创新的育种者应能自由地开发表型以产生新的性状， 这仅仅强调了需要透明、公平、有效地重视表型和基因型。 随着育种企业的发展壮大， 确定有价值表型的过程以及相应奖励变得不太重要， 产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持续考虑“超越市场”。 简单拥有大型盈利的育种企业并不会保证可以充分应对未来的需要。 6、遗传改良受益的重构 畜禽遗传改良受益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完善性，具体为： 谁受益依赖于做出怎样的变化；怎样的变化依赖于期望获得怎样的变化；期望获得的变化依赖于产业结构部门（如信息或能力不平衡， 不完善的价格信号）与生产系统以及个体企业之间的互作；尽可能地将多个变化向正确的方向传递是非常明智的措施， 可以根本上忽略任何市场失灵；尽可能地记录多个性状所需数量的表型；大型育种公司会采取任何方式寻找最低限度的投资，并且依赖市场力量来维持销售额；小型育种公司对生产链其余部分的联合投资会降低或分散财务风险，以支撑选育方向多样化发展，进而允许产业满足当前和未来的更多需要，以及参与者和客户的要求。 如果类似情况出现，所有性状记录的某种改善值得期待。 重构遗传改良受益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如何投资遗传改良。 这种投资必须公平、有效， 以某种形式的征税加以实施， 必须保证简单、透明， 同时明确与生产价格的关系。 从农场主销售产品的角度出发， 税率通常为产品价值的 2%左右。 有效的市场理论表明这种征税可通过生产链的分享加以解决。 如果这种方法被采用，意味着肉牛和绵羊产业部门之间关系的进步，从在遗传资源市场上没有太多关联的销售者和购买者发展为联合产业的合作者或幸存者，使产业从假想的利用消费者利益用于政府支持的不利一方转变为主要集中于更加广泛的育种目标同时获得社会共同投资的有利一方，使遗传改良从关注除市场价值之外的较少属性转变为更多关注动物和生产系统的基础性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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