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种的投资份额是基于记录的估计成本和评估成本。 但是, 如上述所提及, 实行遗传改良的育种者通常获得部分奖励, 这种奖励类似于记录和估计成本, 因此实际上商业生产者( 公牛的购买者)差不多补偿了记录和选育的成本。 但如果这种奖励随着遗传改良在育种部门内的应用提升出现下降, 会导致更多的成本转由育种者承担, 进而成为商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 根据平衡位移模型(Equilibrium displacement modelling, EDM)估计,商业生产者在遗传改良总成本中的投资与回报呈线性相关。 4 遗传改良投资的回报 关于遗传改良的投资回报分析的文献并见。 有研究者估计了英国肉牛和羔羊产业的遗传改良合并内部盈利率为 32%, 利润与成本比例高于 8∶ 1, 折现率为 7%。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一系列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指导选育的经济价值的调和情况进行了检查, 进而涉及了利润分配领域。 研究者强调已实现的利润分配对产业链经济参数的重要性, 尤其是需求的弹性。 目前平衡位移模型被用于评估澳大利亚农业研究和推广投资的回报。 在该方法中, 以需求和供应关系系统代替产业, 新技术或推广运动等外来变化的影响被建模为来自初始平衡的需求或供应变化。 当系统平衡由于这些外来的变化被重置导致所有市场价格和数量出现波动, 被确定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导致的相应变化, 反映出不同产业群体的财富变化。 EDM评估的澳大利亚肉牛和羔羊产业大约有25%~35%来自生产效率改善的回报为生产者所得,剩余的大部分流向消费者。 当国内和出口价格实际设置为国际价格(大多数情况下的澳大利亚肉牛)时,消费者利益的估计基础不清晰(见表2)。 EDM 也可用于监测种畜的价格趋势。 有研究者对安格斯肉牛价格与商品阉牛的遗传趋势及价格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阉牛价格在肉牛价格中有迹可循, 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通货膨胀校正的价格与根据遗传指数或优点校正的价格之间没有关系。 与没有投资相比, 有保险费资助的肉牛和公羊具有遗传优点信息, 资助的保险费与销售的每头肉牛或公羊的记录成本基本一致。 种畜育种者获得的遗传改良利益可能来自于增加的市场份额, 育种者投资记录、遗传评估并取得的遗传进展可以吸引育更多购买者(这些人属于非业界或影响力较小的购买者)。 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肉牛和公羊育种以及育种之间的部门。 有研究者模拟了美利奴绵羊遗传改良收益分配情况, 结果发现公羊购买者的流动性即改变公羊资源的意愿显著影响了收益的分配。 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农场主作为一个整体从生产力改进获益, 其中上升的土地价值可能是最为显著的获益。 因此, 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是遗传改良的显著获益者, 生产者的一部分利益可能传递给了育种者, 这部分利益表现为市场份额而不是增加的实际价格。 5、遗传改良投资的目标与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 有效的遗传改良带来的收益最终主要由除实际完成遗传改良的人以外的个人和部门获得。 利润的实际分配依赖于发生改变的性状以及涉及产业链的经济参数。 针对育种部门的少量投资可通过: 第一, 除基于自身责任对遗传改良投资以外的研发集资。 这种方法在澳大利亚的肉牛和绵羊育种领域广泛应用。 基于该方法,建立的选育方向(育种目的)以及实践中产业育种目标实现的程度存在细微差别。 这个方法虽然不会自动实现记录或选育的最理想投资, 但允许多样化的存在, 有助于分散一定程度的风险和维持更大的潜在遗传多样性。 第二,研发和遗传改良活动集资,在一定程度上对选育决定加以控制。 这个方法在法国肉牛和绵羊育种中已有应用。 它同样不会自动实现记录或选育的最理想投资,但会更大程度依赖于关键决定的技术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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