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种繁育
畜禽遗传改良的投资与收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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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改良产生的次要收益是待售动物的可利用信息的开放性。 买方可以获得某些形式的育种价值评估， 以此来确定目标动物是否满足该公司的需要和预算。 这种收益价值表示为 rσpn， r 表示待估遗传优点价格的回归函数， σp 为价格的标准偏差， n 为待售动物的数量。 研究者在分析澳大利亚安格斯公牛价格时， 观察到当 r 为 0.4、σp为 2 816 澳元时， 动物遗传优势的信息价值为1 127 澳元/只。 公牛育种群数据来自于性能记录和员工教育在澳大利亚肉牛育种中都位居前列的公司， 此时的 r以及价格标准偏差都高于群体水平。 然而， 将这个结果与对绵羊的分析结合来看，就会发现待售动物信息的市场价值值得考虑， 它超过了性能记录和评估的成本。 第三方面收益是促进了技术经验在国家或产业层面的育种部门中的传播。 兼具遗传改良经验和知识的育种者是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以及产业的引领者， 他们为提升遗传评估和改良目标方法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分散的经验是否贡献了价值依赖于更多的决策者是否因为过度倚重风险降低而导致选育偏差的潜在损失。 这种风险降低可能是因为来自对不同性状改良价值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分歧， 与此同时多样化的生产系统中出现一些记录扩散至整个系统的情况， 也可能是不同的决策者维持了更大程度的遗传差异。这种多样化可通过改善 i/L（i 为选择差异性， L 为世代间隔）的证据和一段时间内的估计育种值或指数的准确性以及育种方向的变化进行监测。 决策者的多样化和数量众多被认为是产业遗传改良效率低下的原因， 但个体育种者是无法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相关参数。 另外， 遗传改良效率能否影响猪和禽的市场份额， 它自身的作用是否不同于内在生产成本降低还不清楚。 3、遗传改良的投资来源与分配 农业研发属于应用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 它反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如何在苛刻多变的气候环境下更好地改善农业生产力和盈利率。 另外， 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有限并呈现下降趋势， 如何更好地投资农业发展已经并将持续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研究领域。 基于澳大利亚现状的研发投资必须考虑有关问题的复杂性。 目前最主要的创新出现在研究与发展组织（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RDC）， 它可通过对生产征税， 税额与联邦政府资金相配套， 这样获得的资金大约为生产总值的 2%， 通常由对政府和产业负责的非盈利组织管理。 这种方法奠定了筹资策略以及研发应用与推广的基础， 与其他（非公共的）来源的资金一起被用于发展遗传改良知识、工具和系统以支持澳大利亚的畜牧产业。 RDC 模式提供了一种从不同部门为遗传改良成本筹措资金的方法， 但这并不会自动解决两个重要问题：第一， 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 是指买卖双方在给定的时间和地方对一种商品的质量和数量达成交易价格的过程）可能仍然会很困难。它对于理解产业链每个点的性状改变带来的边际报酬非常重要。 这可能是因为企业不需要以评估边际报酬的方式收集数据， 或者因为公司不愿意分析这些数据， 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全面地分析。 第二， 尽管价格信号与待评估的生产链每个点都相关， 如果它们没有被传递下去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直接刺激。 一个产业层面的潜在反应体现在帮助育种者和生产者获取特殊市场机会的研发投资方面。 例如， 针对北美出口市场的主要羔羊关键计划（1991~1996 年）， 以及整个 20 世纪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期资助大理石纹牛肉产品的研发。 这些研发投资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因为可能出现技术性失败， 投资不再持续， 进而导致技术无法采用。 即便没有出现技术性失败， 也尚需时日才能初显成效， 投资的变动更加不可忽视。 另一个对微弱的价格信号的潜在反应是育种者承担的风险。 部分（ 通常数量较小）育种者通常会投资某些新性状数据记录， 或者不会通过价格信号将回报返还给育种者的某个性状。 在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肉牛和绵羊产业的育种者将他们自己看作产业利益的行动者， 如果市场发生变化对新性状加以反馈， 革新者理所当然应从中获益。 持续的遗传改良需要投资育种计划自身以及研发和推广计划。 从2002~2012年澳大利亚肉牛和产肉绵羊的总遗传改良投资来源来看，投资分为策略研究、应用研究、推广及应用，其中应用是指记录和遗传评估成本，通常由育种部门产生（见表1）。每年的总投资金额大约为 2 400万澳元， 较高比例的投资来自政府（纳税人）， 这部分主要针对策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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