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达人
“撞”上时代鼓点的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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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刘永好骨子里就有着冒险的基因，据其本人授权的传记《藏锋—刘永好传》记载，上世纪40年代，其父刘大墉在国民政府四川地震测绘大队技术员身份的掩护下，曾秘密为中共工作；而在“单位”几乎是一个人全部保障的年代，刘永好则选择辞去公职投身商海。 刘永好也是一个谨慎的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初，当同省商人牟其中抱着“什么都能做，做什么都能挣钱”的信念，把公司迁往重庆市中区中华路时，在不远外的大阳沟菜市场，刘永好却执着地想方设法卖掉从成都运来的6万只鹌鹑蛋；几年后，牟辗转腾挪以“倒飞机”一举成名，刘永好却看到鹌鹑养殖过热的风险，转而投资饲料生产。 冒险和谨慎以某种微妙的比例共存于刘永好一身，造就了这位中国商界“常青树”的成功；但在其创业之初，从选择扎根农业，到幸运地避开种种政治因素的波及，却又折射出种种偶然。 2013年12月中旬，刘永好在某门户网站经济学家年会上讲述了自己“创业生涯中惊心动魄的故事”： 1980年年中，刘永好兄弟设计组装的音响被公社书记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他们的第一次创业夭折。 之后，正逐渐将鹌鹑养殖生意做大的刘永好兄弟再次遭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质疑，刘回忆：“差点把我们抓起来，好在粮食改革开始了，这个事放松了一点点，还有有关的领导保了我们一下，否则我们早就成烈士了。” 上世纪90年代最初的两年，针对民营经济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回潮，倍感压力的刘永好兄弟甚至一度想把企业交给国家，当地县委书记对刘永好说：“政治上的事我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太看得明白，但我绝对没有让你们关门的想法和决定要收你资产的想法，我建议你们悄悄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总之，这些故事里有着第一次不成功的创业，一个开明的县委书记，一位几十年后还“心有余悸”的企业家。 对于刘氏兄弟创业的那个时代，科斯和王宁所着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样写道：“最初，包产到户、农村工业化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回归都一直受到公开的敌视，甚至被定为犯罪行为。然而，这些从底层发起的改革确实帮助解决或改善了国家面临的许多紧迫经济问题，由于当时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微乎其微，中国政府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对其予以了默许。” 如果早上几年，刘氏兄弟也许会面临和温州“八大王”类似的命运—在被捕和公审后生意一蹶不振。幸运的是，刘氏兄弟在事业起步之初就准确地“撞”上了那个时代的“鼓点”。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5年1月，创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粮食强制征购计划被终止。这些，对于在养殖和饲料生产上刚刚起步的刘氏兄弟而言，无疑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的福音。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自己职业生涯中三个关键事件或经历是什么？ 刘永好：第一，选择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行业。 1980年6月，我和三位哥哥把自己装的音响送到公社书记处，表示想与生产队合作生产音响，卖给有需求的人，结果被公社书记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同意，我们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失败了。两年后，我们选择了养殖鹌鹑，克服重重困难，养出了一个世界第一，以后我们转产饲料，通过近30年发展，也做到了全国第一。近些年，我们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这不仅要有规模，更要引领行业发展，并在发展中帮助农民提高收益和保证食品安全，这当中充满机会并且责任重大。 第二，开创了混合制传承模式。 作为企业的创始人，我们有31年历史了，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我感到很欣慰。但从公司的长远考虑，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们要更加有活力，更加创新。今年5月，我的女儿刘畅当选为新希望六和的董事长。但接班的并不是刘畅一个人。这个接班一定是由一个责任感强、专业能力突出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共同来完成。因此，董事会选择由陈春花作为联席董事长兼CEO，以及陶煦为总裁的一批年富力强，专业能力突出的经理人团队来共同驾驭公司的发展。刘畅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是，在公司管理方面，她的角色更是我们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经理人团队中的一员。这样一种定位与传承模式，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从这大半年的实践来看，这个年轻的团队的确充满活力，创新与变革的劲头十足，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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