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猪疫病严重发生的原因 2.1 引种混乱,把关不严 近20多年来,我国从国外引进多批次、大数量的品种猪,这对改良和生产瘦肉型猪起了关键作用,但由于引种部门和渠道众多,对进口猪检疫不严或检疫手段不完备,致使带入疫病,近20年来发生的新猪病,大多是通过此种途径而传入。 2.2 技术知识与高速发展的畜牧业不适应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肉蛋的严重匮乏,发展成为供应有余,肉类和禽蛋的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在取得这些世界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从中国传统的农村散养方式改为集约化或规模化后,在认识、习惯和知识技术等许多方面都难以适应的一些问题,尤其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及相关技术,结果规模化、集约化的饲养方式,加速了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2.3 防疫检疫法律法规落后于生产需要 我国有关畜禽防疫检疫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不仅不健全,而且存在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互不衔接等诸多问题。虽在1998年颁布了《动物防疫法》,但操作难度大,执行落实困难,与国际接轨及在国内达到“依法治疫”的距离还很遥远。 2.4 大量中小猪场和散养户的存在 中、小养猪场和散养户为国内市场提供80%以上的猪肉,这些场户遍及全国各地,但他们的管理和饲养人员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专业知识缺乏,法制观念不强。买卖病死猪的商贩入村串户;病死猪肉流入市场,这些都是造成猪传染病传播流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疫病的发生和防制角度来看,当前在一个广大地区甚至全国,近似是一个养猪场;对防制疫病传播的一些措施极难落实。既是一些大型或工厂化养猪场,也难免经常处在于疫病包围之中,这种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会得到较大的改善。 2.5 饲养环境日益恶化 我国中小型养猪场、户,遍及城郊和乡村,它规模小、密度大、缺乏疫病防制和环境保护意识。购进和销售猪,不进行检疫,猪场建在何处可自行决定,根本不考虑疫病传播和排污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常见猪场附近粪便任意堆积,粪尿污物顺街道或沟渠到处溢流,没有人管,也管不了,这已成为目前最危险的疫源。 2.6 基层兽医机构和人员不适应 做为畜禽疫病防制一线的基层畜牧兽医站和检疫站,许多机构不全,“三定”问题长期未落实,防检设备奇缺,专业知识贫乏,生活无保证,“以病养医”的现象长期存在。面对畜禽疫病的严峻形势,作为前沿阵地的基层兽医组织,不仅没有战斗力,甚至在某些方面传播了疫病,这在我国是一个不容忽视或回避的现实。 2.7 高科技与实用技术的脱节 我国对畜禽疫病的防检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尤其在分子生物学方面捷报频传,但许多成果仅限于实验室中,而绝大多数在当前养猪生产的猪病防治实践中未能得到应用。如近几年猪病发生和流行极为严重,迫切需要一些准确、简易的检测技术,但无处可以提供,对当前如此严重的猪病无法确诊和提供有效地防制办法,表明先进的高科技未能转化成为生产力。 2.8 兽药疫苗管理使用混乱 兽药存在有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三无”产品等许多问题,即使是有批准文号的兽药,大多也没有按规定标明成份、含量等内容,而不乏扩大虚假的说明,甚者有谓“可治百病”、“十分钟见效”、“立即见效”的“神药”。近几年,治疗猪病的药物有些是以解热镇痛药如安乃近等为主的复合针剂,这种药物在猪病初期由于退热对症作用可掩盖病的真象,出现“疗效”,但最终仍以病猪死亡而告终。药品生产的审批不严,有些疫苗的生产过滥、过多,质量难以保证,使疫病防制进一步复杂化。 2.9 饲料营养、添加成份及霉菌素毒的有害因素 目前许多养猪场户追求低价位饲料,由于饲料成本所限,势必会降低某些营养成份的含量,营养是增强动物免疫功能、维持动物健康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营养可视为一种间接的防疫手段,降低或不合理的营养也就是人为降低猪的抗病能力。目前为追求利润,在饲料中添加高铜、高砷、激素、抗生素,甚至“瘦肉精”的并不少见。再者,饲料中霉菌毒素对动物免疫功能降低的严重性还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我国饲料被霉菌污染情况很严重,据英国监测中国玉米样品,80%被黄曲霉素AFB1和串珠镰孢菌素B1污染。上述诸多因素都会使猪对疫病抵抗力下降。 2.10 自然因素及社会变化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全球性气候变暖,促使了一些疫病传播媒介如蚊、蝇、鼠类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并扩大了其地理分布和感染期延长。热应激也降低了猪抗病力和对病原体的易感性。人口膨胀,过度开发,人类耕作及其社会经济活动破坏了自然栖息地,自然疫源性疫病传播的机率增多。沙尘暴等经风传递的疫病传播速度加快扩散。交通工具的进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动物及其产品的流动速度和数量大为增加,这些因素都为控制疫病的传播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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