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兽医
猪高热病：根源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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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高热性疾病造成重大损失，已发表的报告表明，高热病由多病因构成，猪瘟、细菌病（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大肠杆菌等）、高致病性蓝耳病是主要的原发性元凶，此外圆环病毒、霉菌毒素作用也不可忽视，猪场或区域制订防制策略时应根据本场历史、背景疾病的特点，突出防制重点。 1 猪高热病的历史 我国从建国起到上世纪80年代主要为猪瘟、猪肺疫、猪丹毒，平均死亡率由50年代的2.47%下降到80年代0.54%，以80年代生猪总饲养量计算，猪的此3种病死亡每下降0.1个百分点，即可少死生猪5000多万头。1977年后，全国十五个省又大量暴发“红皮病”，又称“猪无名高热病”， 到80年代中期发病达到高峰[1]。90年代以后，高热病除增加了附红细胞体以外仍以此3种猪病、弓形虫感染为主。2000年以后，随着免疫抑制性病原猪蓝耳病病毒（PRRSV）和猪圆环病毒（PCV）的广泛传播，猪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发生很大的变化，猪瘟免疫失败，“呼吸道病复合体”（PRDC）成为主要危害，并构成了一种背景疾病，还导致了2006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变异株的出现。 2006年猪高热病疫情六、七月份首先在赣北、皖南发生，较短时间扩散到湘、苏、豫、浙、沪，主要在散养育肥群造成大量死亡。十月份以后在北方和南方规模化猪场发生群发疫情波及到所有日龄的猪群，急性蓝耳病特征明显[2]。2007－2008年疫情减缓，有许多规模化场虽然能检出高致病性蓝耳病变异株，临床表现并不普遍。多病原混合感染是造成大群死亡的原因。大面积流行显示猪场和管理部门病原意识薄弱，诊断水平和重大疫病应变能力不够。重大疫病病原的发病条件、流行病学特征等基础研究缺乏。 2 造成大面积发病死亡原因分析，总体是由于病原控制的失败 病死猪处理缺少有效监管，已成为病原扩散的主因。在防疫政策上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免疫，将建立坚强的免疫屏障作为防制根本，无名高热的大范围扩散凸现出我国病原控制环节的薄弱。据了解，成猪发病后养殖户往往立即采取急宰手段，或直接请小刀手放血宰杀致使病原难以有效控制。在屠宰场外农业主管部门没有管理权限，需交管、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由于各类执法部门较多，且之间有法律空隙，只有政府出面协调，各部门联动管理才是高效避害的举措。常熟市由政府出面，将农业局、与交通局、卫生局、疾控中心（CDC）联合执法，政府安排每村有专人负责检查、处理、统计病死猪，对病原控制甚有成效。此举措非常值得各地借鉴，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有力量协调管理，有效维护和保证地方的养殖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在重大疫病控制中，病原有效控制为根本大计，具有更重要的“釜底抽薪”策略性的意义。 庭院饲养方式（Backyard Breeding）助长了疫病流行。针对全球性防疫动态趋势的日愈严峻，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应由政府率先倡导推动农户进行50头母猪或200头肉猪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对种猪场即使西部地区亦应确保周围3公里无散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已于2006 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鼓励和扶持发展规模化养殖，推进畜牧产业化经营，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畜牧业。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已将发展规模化养殖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长期目标，特别是在人、畜密度大的区域，加速消灭散养在重大疫病控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源血液制品的安全性隐患必须提防。 国外有报道，血浆粉有可能导致猪圆环病毒（PCV）的扩散。我国现有十几家血浆粉、血清粉、全血粉生产企业，产品中对猪瘟、蓝耳病野毒的消灭仍为技术瓶颈，如何加强这些产品的质量检验和安全性控制，国家业务主管部门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动物饲料中使用同源制品本来就是禁忌，若此类产品的安全性存在隐患，那么其危险极易致常使用此类产品的规模化种猪场发生灾难，造成病原复活返强和大面积扩散。 我国兽医业务管理部门整体业务力量的不足和业务水平的薄弱，已难以从根本上适应畜牧业规模化快速发展的服务要求。前几年的体制变革使专业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小，有限人力的主要精力用于应付敏感的重大疫病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上，而对规模化养殖技术领域的引导、预警工作，尚嫌乏力，再加上业务管理部门对专业性新技术新知识等信息的储备、更新不足，所以难以做好服务职能，并得到产业、企业的认可。 对重大疫病的监控和预警报告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政府能否及时真实了解疫情和动向并及时向媒体公布是我国畜牧业能否健康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信息化时代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已使全球无机密可言，产业发展要求和我国加入WTO的国策都迫使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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