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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充分发挥被动免疫制剂的防治作用
在当前猪病由于大量复合感染或病毒性疾病，用化学药物防治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往往可取得良好的成绩，这是一条值得重视和应用的另种防治途径。目前应用的此类制剂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特异性的制品，如抗猪瘟血清等，但生产或市售的此类产品甚少，且针对性较单纯。在生产中应用较多的是用本场病愈猪、淘汰的健康母猪，或本场经强化免疫、接种自家疫苗的育肥猪，采血后分离出血清使用。尤其是在仔猪断奶期或保育期转群阶段，以及发病前或发病早期做预防性注射，收效甚好。现今已有经国家批准生产针对仔猪腹泻性疾病的高免卵黄制剂市售；针对其它疾病的特异性高免卵黄制剂也已在研制中。另一类制品属于非特异性的，目前我国生产和使用的主要是一些细胞因子制剂，如干扰素、白细胞介素、转移因子、胸腺激素等。除外还有另一类型的免疫增强剂，如黄芪多糖、左旋咪唑等可供试用。这些制剂在猪病防治中应用的频率和数量逐年增加，它们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制品的质量，其次是使用时机和猪体的状况。
9、对当前兽药混乱现象应有所认识
我国现有兽药企业2700多家，通过GMP认证的有1300多家，进入市场的兽药产品近4000个，但由于法律和管理等多方面原因，仍有一些假冒伪劣的兽药在市场销售，在选购和使用时应加以注意。购药时应优先选用信誉好的大型企业的产品，要经GMP认证和有批准生产文号等，必要时可用电话查询。不要被精美华丽的包装和大肆吹嘘的广告所迷惑，如能治多种猪病，包括猪瘟、蓝耳病、圆环病毒感染、附红体等几乎所有猪病的药；“立即见效”、“十分钟见效”、“当日见效”的药；以及“一针治愈”、“药效维持3天或9天”的药；与××株式会社或与××国合作生产、引进技术，甚至有国外厂址的药；含有纳米技术的药；不标明药品成分，或中西药混合制剂，以及标有含所谓“未知因子”、“特殊因子”、“靶向因子”的药；将法定正规药名改为罕用名或译音名，如将庆大霉素标为艮它霉素，将安乃近标为诺瓦尔精等；以及把某些疗效较好的老药名称，改为一个类似名称来“打擦边球”，但药的成分与疗效根本不相关的，如将新胂凡纳明为“新凡那明”，914为“914A”等等。还有一些药物只有对症作用，治表不治本，往往延误病情，如“止泻灵”等，主要含阿托品或茛菪碱，仅有抑制肠蠕动短时止泻作用。“特效冰针”也仅含有安乃近或氨基比林，药名一经改变，药价上升翻了几番。还有将退烧药、抗菌病、抗病毒药、糖皮质激素类药混在一起制成针剂，称为“广谱高效”的“万能药”，暂且不谈配伍的技术性问题，在临床上这类药并不能适用于猪病的各不同阶段，或暂时有对症的效果，但对猪整体有害，或经一段时间用药仍以猪的死亡而告终。兽药所存在的问题不限于上述几种，应提高认识，慎重选购和使用。
10、防治猪病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观念
使用药物与接种疫苗同样是防治(制)猪病的一种重要手段，要发挥它们的良好效果，最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观念：观念决定策略，策略决定行动。药物防治猪病受适应症、时机和使用技术等许多条件限制，它的防治作用是有限的，目前在生产中往往对药物的防治作用期望过高，认为“有病就要用药，用药就能治病”，滥用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据近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发展中国家一项调查的结论：人1/3死亡病例的死亡原因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的用药。国内对人的调查不合理用药排在首位的是随意滥用抗菌药，它占据81.54%，一般人在一年内服用过3～7种抗菌药。我国缺乏对防治猪病不合理用药方面的调查，但从每年的药物消耗数量及临床现实可以看出，为防治猪病的不合理用药和药物浪费会更为严重，对有多少猪病是用药治好的？一年消耗了多少药？应该认真计算和思考。当前我国猪病的严重发生实际是多种不良因素的反映，依赖药物防治是一种误识。猪病的防治应是一项系统工程，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战略性的、综合性的，绝不是靠一招一式即可有效，更不可能立竿见影。减少猪病发生的关键是给猪一个适宜它生存的环境条件，使猪能健康生长，将“防重于治”提升到“养重于防”的高度，健康猪本身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或免疫力，尤其是一些免疫抑制性疾病，健康的猪群可明显减少发病，只有通过这种根本性的防病措施，才能大幅度减少使用药物的几率和数量，“健康养殖”才是防治猪病唯一正确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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