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猪病诊断与防治的十大误区

一、耳朵发蓝=猪蓝耳病？

多少有点专业背景的人都应该知道猪蓝耳病就是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它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其特征是厌食、发热、怀孕后期母猪发生流产、死胎、木乃伊胎；幼龄仔猪发生呼吸道症状。也就是说它一个方面表现为母猪繁殖障碍，另一方面表现为呼吸道症状。生产实践中仅有部分发病猪耳朵发紫（蓝）；再则引起猪的耳朵等边缘部位“发蓝”的因素很多，如败血症、呼吸困难、局部血液循环不畅等均可见到。如此以局部症状给病命名本身就犯了盲人摸象的“学术”错误，加上许多“技术顾问”也常以“专家”自居四处误导，非专业人员顾名思义自是在所难免，“蓝耳消”、“圆蓝康”之流的狗皮膏药能如火如涂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病原分离=疾病确诊？

以附红细胞体病为例，有很长一段时间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诊断的依据大多是因为发病猪浑身发红，血液涂片镜检看到了“附红细胞体”，用治疗附红细胞体的“特效”药物处理有效，等等。事实上，体温升高的患病猪皮肤发红是常识性问题；另外，据权威人士调查结果显示在没有发生过附红细胞体病的多种动物（包括人）体内也可检出附红细胞体；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西、湖南、辽宁等省，猪、牛、羊、鸡等动物血液中的附红细胞体检出率甚至接近100%；有些动物甚至可以终生检出附红细胞体却不曾表现出任何症状。发病猪只使用所谓的“特效药”处理“治愈”后仍然可以从其体内检出附红细胞体，而且病原体的数量与用药前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笔者认为，即便从病猪体内检出了附红细胞体并不能说明该猪患的就是附红细胞体病，最多只能算作疑似病例。

随着ELISA、PCR、RT-nPCR等先进实验室诊断手段的应用，与此类似的过分依赖实验室诊断手段的经典故事还有很多，无外乎就是分离病原、镜检组织切片/血液涂片、检测抗体/抗原……然后据此下个诊断书，忽悠老百姓了事。

笔者认为精准的实验室诊断技术确实为疾病诊断和防治提供了更全面可靠的参考依据，但根据病原分离、抗体检测等实验室诊断结果便断章取意的做法是非常欠妥的，它极有可能让我们在疾病诊断和防治过程中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延误对整个猪群的健康状况的诊断和处理，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三、疫苗接种=不再发病？

典型的就是“疫苗都接种了为什么还发病？”“抗体水平很高为什么也发病？”这类问题。能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一般都比较好学，换句话说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但是生产第一线的问题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从业者不断的深入分析研究。

对上述问题笔者听得较多的解释是疫苗质量问题（灭活不彻底或被强毒污染，储运方法不当，使用方法不当）；动物健康状况（如免疫抑制、免疫耐受、抗体水平整齐度不够、遗传因素等等）；免疫时间太迟；环境中病原数量过多，超过机体的承受能力；病原血清型太多，所接种的商品疫苗跟养殖场的血清型不是一种，而不同血清型之间的交叉保护率比较低。再深入一点可能就是病原致病基因发生变异，毒力增强；病原靶位受体改变，与相应抗体的亲和力不高。总之，疫苗接种并不是万能的。

四、加量用药=效果更好？

一则因为我国过去兽药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据权威部门通报在2005年12月31号以前，我国的兽药产品抽检合格率仅为60~75%），老百姓用得不放心，加大剂量使用药物似乎成了惯例；二则是因为长期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致使耐药菌株增加，按推荐剂量使用药物有时收效甚微；第三，当前我国猪病复杂程度加剧，从业者过分依赖抗菌药物。笔者第一手资料显示，去年“无名高热”肆虐期间有相当比例的病猪是被药物毒死的，剖检可见其心包积液、心肌出血，肝脏坏死，肾脏出血/淤血、坏死、肾盂有结晶。

随着农业部GMP（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SP（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工作的推进，我国的兽药品质肯定会越来越有保证。如何科学合理使用药物已经成为事关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予以高度关注（包括小报记者）。

五、预防保健=花冤枉钱？

或许是长期的贫穷与落后造就了国人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这本身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表现在健康问题上的“扛病”现象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正常情况下，机体确实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抵御或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因素。适应才能健康，不适应就可能生病；轻则影响生长发育，重则发病致死。“扛病”就形如拼刺刀、肉搏战，长此以往必然致使机体适应能力下降，更易于发病；相反，预防保健却能有效提高机体的适应能力。实践证明，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对分娩前后的母猪及处于断奶、转群、免疫接种、运输等疫病多发环节的猪群进行预防保健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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